(资料图)

《中华读书报》2023年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或长按二维码在线订阅。

装帧豪华的出版物固然是珍本，印刷简陋而稀有的版本也可能成为珍本。我于1989年初次到台湾访问时，诗人莫渝赠送我四本鲁迅作品的小册子：《阿Q正传》《狂人日记》》《药》《故乡》，1947年由台湾省东华书局东方出版社、现代文学研究会分别出版，列为《中国文艺丛书》和《现代国语文学丛书》。当时正值台湾光复，为消除日本殖民文化影响，特以鲁迅作品为教材，帮助台湾六百多万同胞在跟祖国隔绝半个世纪之后真正理解中国现代文化。这些书不仅在中国内陆无处寻觅，而且在台湾也已成为孤本。这些小书是当年台湾“去殖民化”“再中国化”的历史证物，不仅具有文学价值，而且具有不言而喻的政治意义。根据我的体会，鲁迅著作的珍本的辨识度较高，容易确定，而确定可作为校勘底本的善本难度极大。鲁迅著作的初版本，因其出版年代久远，存世不多，均可视为珍本，但却未必能当作校勘的底本。《呐喊》的初版本1923年8月由北京大学第一院新潮社印行，距今整整一百年，但1930年1月《呐喊》第13版抽掉了《不周山》，后改题为《补天》，移入《故事新编》，这才成为该书的定本，不过此后鲁迅又手书了《〈呐喊〉正误》共两页，订正了书中的文字错讹共45处，说明第13版的错字反倒多于初版。所以，今天校勘《呐喊》，应以初版，第13版和《〈呐喊〉正误》为依据。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出至第七版后，《题辞》都被国民党检查机关删去，所以七版至十一版均不能作为校勘底本。鲁迅杂文集《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二集》出版后恢复了原载报刊被当局删掉的文字，所以校勘时都不应依据初刊文本。鲁迅的学术论著《中国小说史略》，有一个由油印本到铅印本，由分上、下两册到修正合订的演变过程。讲义本始于1920年，铅印本始于1923年，但直到1935年6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的第10版才成为不断修改后的“定稿本”。所以，校勘《中国小说史略》必须以第10版为底本，别无其他选择。鲁迅的译文与此相类。鲁迅译作《一天的工作》收录了八篇苏联短篇小说，其中《苦蓬》《肥料》《我要活》这三篇曾经在不同杂志发表。据乔丽华博士用初版本跟初刊本对照，鲁迅出书之前对这三篇的改动至少有160处。所以，初刊本也未必都能作为校勘的唯一依据。当然，如果鲁迅手稿犹存，肯定是校勘的重要依据。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一书的书名一直被学者质疑，因为此书的内容并非汉族文学史，亦非汉代文学史，而是一部未完成的中国文学史专著。有幸的是，这本书的手稿本和厦门大学授课时的油印本犹存。根据鲁迅在中山大学留存的史料，他当年讲授的是“中国文学史”（上古至隋），而厦门大学油印本的中缝，一至三篇分别刻印为“中国文学史略”或“文学史”，但自第四篇至第十篇，均刻印为《汉文学史纲要》，可证这一书名是鲁迅自定，而非许广平擅改。不过，鲁迅本人并不爱惜手稿，随写随扔，甚至流入小摊被用于包油条。鲁迅创作手稿大多佚失，现存的又有不少是发排前的誊抄稿而并非原稿，这就给我们选择校勘底本带来了很大困难。然而，校勘的原则是“确定善本，广求辅本”，所以研究者只能迎难而上。除开确定校勘的底本难，厘清作品的始发时间和出版时间有时也很麻烦。麻烦之处在于，有些鲁迅著作版权页的出版时间跟实际出版时间并不相符。比如《华盖集续编》封面印的出版时间是“一九二六”，鲁迅亲自编定的《鲁迅译著书目》也系于“一九二六年”项下。但此书所收《华盖集续编》的续编明明写的是“一九二七年一月八日，鲁迅记”，而本书末篇《海上通信》的写作时间是“一月十六夜，海上”。任何书籍的文字都没有先印刷后写作的道理。鲁迅1927年5月日记记载：“得春台信并《华盖集续编》一本，四日发。”春台即孙福熙，1926年曾任上海北新书局编辑，可证此书实际出版时间是在1927年5月4日之前。1938年版《鲁迅全集》版权页曾印为同年“六月十五日初版”，但最终印全的时间是同年9月15日。作品最初发表时间和报刊也不能妄断。鲁迅《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2005年版《鲁迅全集》注为“最初发表于1936年11月天津《文地》月刊第一卷第一期”。据西安交通大学中文系曾祥金老师考证，首发的时间应为1935年6月15日《庸报·另外一页木刻专刊》。鲁迅去世之后，木刻家唐珂再次将此文发表于他主编的《文地》月刊《哀悼鲁迅先生专辑》。报纸发表的是誊清稿，手稿现保存在国家图书馆，已收入2021年出版的《鲁迅手稿全集》。《庸报》《文地》和《鲁迅全集》的文字有十几处不尽相同，这就提出了一个校勘时应以哪个版本为依据的问题。以上所述，旨在说明鲁迅著作版本研究是一个十分复杂而无法回避的问题。提到建立和完善鲁迅研究的版本学，我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两位专家的面影——出版家和藏书家丁景唐前辈和周国伟先生。丁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搜购鲁迅著作的版本，其中包括鲁迅翻译的《地底旅行》初版本，抗战时期延安出版的《鲁迅杂感选集》和《一件小事》的土纸本。特别难得的，还有被国民党审查部门查禁之后改头换面出版的鲁迅著作，如《不三不四集》，即《伪自由书》，以及《二心集》的十种不同版本。1961年鲁迅80周年诞辰，丁景唐先生即组织人力编著《鲁迅著译版本书目》，后由于“文革”开始而工作中断。1996年10月，上海鲁迅纪念馆研究馆员周国伟吸收了有关成果，独立编撰了一部《鲁迅著译版本研究编目》，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共分为九个部分，介绍了305种鲁迅著译的版本。这是一种不求名利的工作，也是一种惠泽后世、功德无量的工作。我书桌狭小，但案头常年陈放的就有这本《鲁迅著译版本研究编目》，让我时时缅怀这些在鲁迅研究园地不尚喧哗而默默劳作的耕耘者。我对鲁迅著作版本虽无研究，但2004年承孔夫子旧书网创始者之一的和宏明博士邀请，主编了一套《鲁迅版本书话》，分上、下册，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该书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鲁迅著译的各类版本，包括鲁迅书籍的装帧艺术，是为数不多的此类书籍中较为全面充实的一种，配制的插图更多，收到了图文并茂之效。19年之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同意重印此书，但同时提出，“旧版本的内容应该更新，图片精度也不够，所以重印也相当于重新做了一本书，不如索性修订，升级一下”。我觉得这个意见十分中肯，理应接受。任何人都不应该原地踏步，不断重复自己。遗憾的是，我虚岁八十有三，艰于行走又不会电脑，收集资料困难多多。承蒙北京鲁迅博物馆姜异新副馆长和《鲁迅研究月刊》何巧云博士应允合作，又新邀请了一些知名学者共襄盛举，这部书终于以新的面貌跟读者见面了。当然，我所说的“新的面貌”也许跟读者的期待还有差距，跟正式完成一部《鲁迅著译版本研究》专著的距离更是遥远。不过，学术大厦毕竟是一砖一瓦垒砌而成的，哪怕是增加一点点高度，也就离完成整个工程更近。古人云：“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想到荀子《劝学篇》中的这句话，我还是感到十分欣慰。